酬崔侍御
“严陵不从万乘游，归卧空山钓碧流。自是客星辞帝坐，元非太白醉扬州。”这四句堪称全诗精髓。李白以东汉隐士严子陵（严光）拒绝光武帝刘秀征召、归隐富春江垂钓的典故自喻，将自己被唐玄宗“赐金放还”的经历，巧妙地比作严子陵辞别天子（“客星辞帝坐”），并申明自己离开长安并非是在扬州纵情诗酒的放荡行为（“元非太白醉扬州”）。这种用典既清高孤傲地表明了自己不慕权贵、向往自由的本性，又含蓄地为自己离开政治中心做了辩解，展现了李白骨子里的桀骜不驯与超凡脱俗。
《酬崔侍御》全文
我是潇湘放逐臣，
君辞明主汉江滨。
天外常求太白老，
金陵捉得酒仙人。
严陵不从万乘游，
归卧空山钓碧流。
自是客星辞帝坐，
元非太白醉扬州。
译文以及注释
译文（严谨版）：
我是被放逐到潇湘的臣子（指自己流放夜郎后被赦免），
您（崔侍御）是辞别明君来到汉江之滨。
您常常在天涯之外寻访我这老朽（太白），
终于在金陵（今南京）捉住了我这个酒中仙人。
就像严子陵不肯追随天子出游，
宁可归隐空山垂钓于碧波清流。
我本就是客星辞别了帝座（指离开长安），
原本就不是那在扬州烂醉的李白（意指离京并非因放荡）。
译文（幽默诙谐版）：
我嘛，就是个被“下放”到潇湘的“前员工”，
老兄你呢，是从“大老板”那儿辞职跑到汉江边逍遥。
你老兄在天南海北打听我这“李大爷”的下落，
嘿，结果在金陵街头把“酒仙本仙”给活捉了！
咱学学人家严陵哥，皇帝喊他玩都不去，
就爱躺平空山，钓钓绿水，多自在！
我离开京城啊，那是“客星”主动告别“老板位”，
才不是因为我在扬州喝大了把工作搞砸了哦！
注释：
酬： 答谢，回应。此指以诗答谢崔侍御的赠诗。
崔侍御： 指崔成甫，李白友人，曾任监察御史（侍御是尊称）。
潇湘放逐臣： 李白自指。安史之乱中，李白入永王李璘幕府，后李璘兵败被杀，李白受牵连被流放夜郎（今贵州桐梓一带），途中遇赦放还，漂泊于湖南（古潇湘地）一带。
君辞明主汉江滨： 指崔成甫辞官来到汉江之滨（可能指江夏，今武汉一带）。明主，指皇帝。
太白老： 李白自称。太白是其字。
金陵捉得酒仙人： 指崔成甫在金陵（今南京）找到了李白。酒仙人是李白对自己的戏称。
严陵： 东汉隐士严光，字子陵，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。刘秀称帝后请他做官，他不肯，归隐于富春江（今浙江桐庐）钓鱼。
万乘： 指天子。周制，天子地方千里，兵车万乘。
客星辞帝坐： 典出严子陵故事。传说严子陵与刘秀同榻而眠，睡梦中把脚搁在刘秀肚子上。次日观察天象的官员报告“客星犯御座甚急”，刘秀笑说：“朕与故人严子陵共卧耳。”此句李白以“客星”自比，把离开长安（帝坐）比作严子陵辞别皇帝。
元非： 原本不是。
太白醉扬州： 此句是反说。李白在扬州确有纵酒经历（“散金三十万”）。这里他强调自己离开长安的核心原因并非因个人放荡（如醉酒扬州），而是如同严子陵般主动选择远离权力中心，保持独立人格。这是对自己离京原因的一种清高辩解。
创作背景
此诗约作于唐肃宗上元二年（761年）前后。当时李白已年过六十，经历了人生最大的挫折——因入永王李璘幕府而被判流放夜郎。虽中途遇赦放还，但身心俱疲，漂泊于长江中下游地区（如江夏、金陵、宣城等地）。他的友人崔成甫（崔侍御）此时也辞官，并在金陵寻访到了李白。崔成甫可能先有诗寄赠李白，表达慰问、寻访之意，或对李白的遭遇有所感慨。李白此诗即为答谢崔成甫之作。诗中交织着对友人寻访的感激、对自己遭遇的感慨（“潇湘放逐臣”），更以严子陵自况，重申了自己被“赐金放还”（离开长安）并非因失德放浪，而是出于不愿屈己事人的清高本性，是对自身人格和人生选择的一种有力辩护与坚持，也透露出晚年的悲凉与倔强。
全文赏析
《酬崔侍御》一诗，是李白晚年心境的深刻写照，充满了身世飘零之感与兀傲不屈之气。
开篇两句“我是潇湘放逐臣，君辞明主汉江滨”，点明二人境遇：一个是政治风暴后的幸存者、天涯沦落人；一个是主动挂冠而去的逍遥客。相同的“去国”经历拉近了彼此距离，奠定了惺惺相惜的基调。
“天外常求太白老，金陵捉得酒仙人”二句，笔锋一转，充满诙谐与温情。崔成甫的殷勤寻访（“常求”），被李白幽默地形容为“捉得酒仙人”，既呼应了李白“谪仙”、“酒仙”的身份标签，又生动地描绘出故人重逢的戏剧性场景，在沉重的背景中透出一丝暖意和李白式的洒脱。
诗的后四句是全诗灵魂所在。李白借东汉隐士严子陵拒绝光武帝征召、垂钓富春江的典故，巧妙地为自己的人生重大转折——离开长安（“赐金放还”）进行了解读和定性。“严陵不从万乘游，归卧空山钓碧流”，表面咏史，实则以严光自比，表明自己离开权力中心是主动选择归隐，是本性使然，而非被迫或失意。
“自是客星辞帝坐，元非太白醉扬州”更是直抒胸臆的点睛之笔。“客星辞帝坐”化用严子陵与光武帝同榻而眠引发“客星犯御座”的典故，极其精妙地将自己离开皇帝（唐玄宗）比作严光离开光武帝，将自己（客星）与皇帝（帝座）置于平等地位，清高孤傲之气喷薄而出。末句“元非太白醉扬州”则是斩钉截铁的自我辩护。世人或许认为他离开长安是因在扬州等地纵酒狂放、失德不检所致，李白在此断然否定：我离开长安，根本原因是我如同严子陵般不屑于屈身侍奉权贵、向往自由，哪里是因为在扬州喝醉了酒（失态误事）！这既是对流言的驳斥，更是对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强烈宣示。
整首诗情感跌宕，由沉郁（放逐）到诙谐（捉仙），再到孤傲（用典自喻、自我辩护），展现了李白晚年在困境中依然保持的桀骜风骨。用典精当贴切，将自身经历与历史人物严子陵高度融合，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，使自我辩解更具说服力和历史厚重感。语言上，既有“放逐臣”的直白沉痛，又有“捉酒仙”的生动幽默，更有“客星辞帝坐”的典雅与孤高，充分体现了李白诗歌语言的丰富魅力。这首酬答之作，不仅是对友情的珍视，更是李白对自己一生追求自由、不事权贵之精神的一次重要总结和宣言。
